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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五种老鼠仓运作模式(图)

发表日期:2014年6月6日  本页面已被访问 1493 次

导读:
      媒体称本轮捕鼠涉20家基金 本周末或公布一批
  深交所:对"老鼠仓"等行为投资者可举报索赔

  老鼠仓再袭公募 人才荒来临
  在严打老鼠仓的大环境下,每一个基金经理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告发布后,总让人浮想联翩。
  最近一年时间,随着证监会对于老鼠仓查处力度加大,涉“老鼠仓”基金经理频频被曝出,日前,记者独家获悉,某行业龙头基金公司前交易部刘姓总监或涉嫌老鼠仓。此前,其在交易部总监位上已经离职。由此可知,捕“鼠”行动,涉及面上不仅限于公募,而是蔓延至保险券商,深度上,由基金经理和研究员团队,向交易员团队蔓延。
  而本轮捉“老鼠仓”行动中,已经有华夏、博时、易方达、招商、中邮创业、汇丰晋信、海富通、上投摩根、华宝兴业等多家基金公司“中招”。但记者获悉,本轮老鼠仓可能涉及到的基金公司达到20家左右,多半“老鼠仓”仍在水下。
  与此同时,多家尚未涉“老鼠仓”传闻的广深公司,以及在京某大型基金公司也再度传出老鼠仓的消息。不过这一系列消息均遭到当事公司的否认。
  “本周末或者下周末监管部门会公布一批。”来自华南某基金公司内部的消息称。
  另据消息人士的说法,随着“老鼠仓”恐慌情绪蔓延,基金公司“劝退”基金经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该消息与近期基金经理频频离职相互印证。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年内离职的基金经理达到近100人,占到现存量基金经理的两成以上。多家基金公司陷入“人才荒”。
  “老鼠仓”发酵
  不同于以往,此次记者获悉的“老鼠仓”事件,涉及的是某大型基金公司前交易部主管,并非此前老鼠仓高发的基金经理团队。
  据接近该公司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目前仅是传言阶段,尚不能证实该交易总监为涉“老鼠仓”,这位交易总监早在2013年末或者2014年年初已经在该公司离职。离职前,他还曾兼任该公司旗下一只股票型基金的基金经理。
  如果上述人士被证实存在“老鼠仓”事件,目前尚不能判断是因为基金经理任内,或是交易部总监任内的职务犯罪行为。
  不过仅从基金公司涉及老鼠仓的案件来看,多数仍然是基金经理的职务犯罪行为。目前已经有10家左右的基金公司传出“老鼠仓”事件,这些基金经理涉案的案例最终多数以“前基金经理所为,公司未收到监管机构相关信息”等标准化的答复暂时收尾。
  不过目前曝出的“老鼠仓”事件可能只是已经查处案件的一部分。按照北京一位消息人士的说法,本次查处中,合计被查的基金公司数量可能达到20家之多,这也意味着有一半的案件尚未浮出水面。
  而近日,多位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广深有多家尚未涉“老鼠仓”传闻的基金公司有基金经理在查,此外,新传闻还牵涉出一家北京大型基金公司。不过6月5日,记者向上述基金公司求证,均获得否认的答复。
  尽管如此,华南某基金公司消息人士透露,本周末或下周末,监管机构可能会公布老鼠仓的查处情况。这或意味着近期可能有新的情况对外披露。
  据接近监管层人士透露,目前证监会也在研究对基金公司进行追责,不过对于基金经理涉老鼠仓,如果定性基金公司存在风控疏漏并非易事。
  同时据上述人士透露,近日,深圳证监会召集广深基金公司稽核人员开会,不过会上并未传出具体公司涉“老鼠仓”的具体个案。
  也是因为证监会稽查风声鹤唳,多位基金公司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基金公司时常通过各类渠道向证监会打听本公司是否有“老鼠仓”案例在查的情况。各种小道消息的流转,令不少公司高管草木皆兵。
  从基金公司,到保险,国内资管行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为密集的“老鼠仓”被查出风波,国内委托理财等资管行业历史积淀的问题可见一斑。而从职务情况来看,加上上述基金公司交易部总监在内,牵涉人员也有单纯的基金经理团队向其它职务蔓延的倾向。
  按照上述接近监管层人士的说法,能够掌握基金重仓信息的环节较多,未来曝出的案例可能牵涉更广的人群。
  谁造成的“人才荒”
  上述基金公司内部人士透露的,基金公司高管频繁的通过各种渠道,向监管机构打探“老鼠仓”查处信息,可能最直接的目的是,一旦涉案提前“劝退”相关的基金经理。
  也正是因此,每一则基金经理离职公告背后的缘由,变得让市场浮想联翩。
  北京某基金公司高管也向记者证实,该公司已经通过自查,以及高管约谈基金经理的方式,对旗下基金经理进行了多轮的摸底。根据其听到的消息,其他公司就出现根据查处情况,“劝退”基金经理的案例。
  根据IFIND统计数据,2014年尚未过半,年内公告基金经理离职的基金数量达到200只左右,由于部分基金经理“一拖多”,涉及的基金经理数量达到95人左右。
  其中次新基金公司中,安信基金、英大基金、方正富邦、前海开源和华润元大基金等,基金经理年内离职率已经过半,最高的换血率达到200%。
  而老基金公司中,信达澳银基金公司年内四名基金经理集体在年初离职,作为一家中小基金公司,近半基金经理集中离职,且按照基金公司的薪资管理制度可以想象,这四人有可能舍弃了2013年年终奖。
  此外沪上基金公司海富通基金,年内出现五位基金经理离职,其中不乏投研的领军人物。中欧基金三位基金经理离职,光大保德信两位基金经理离职,农银汇理四位基金经理离职,这三家均属中小型基金公司,尽管人数较少,但是对投研稳定的冲击显得更为重大。
  留给市场的悬疑是,这些离职的,哪些是流失的“人才”,哪些有可能是被“劝退”的?
  从基金行业发展来看,2007年大牛市推动基金这一行业管理资产规模迅速膨胀,并导致大量基金投资人被套牢的结局。同样也是在行业“催肥”过程中,一批入门不久的新人迅速被冠上“年轻有为”之名,成为基金经理团队的生力军。除了动辄百万年薪之外,资本市场的赚钱机会恁多,很难不被“老鼠仓”所诱惑。
  随着公募行业遇冷,以及监管风暴来袭,不少曾被推向台前的明星,转眼成为推倒行业公信力的最大力量。
  “海外回来的基金经理要好一些,本土的圈子文化带坏了一批人。”上述接近监管层人士坦言。
  “有些人根本都不会看盘,没几年就被培养成基金经理,国内的基金经理文化与海外不可同日而语,在国外四十多岁还做研究员,这在国内几乎不存在。”同一天,一位海外回来的量化投资基金经理同样感慨。(2.1.世.纪.经.济.报.道 李.新.江)揭密五种老鼠仓运作模式(图)

  五种老鼠仓运作模式

  近年重大内幕交易案件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曾炎鑫/制表张常春/制图
  编者按:资本市场自建立起,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老鼠仓”等行为屡禁不绝。近年来,监管层利用大数据排查这一利器,在资本市场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监管风暴。
  在繁多的案例中,记者抽丝剥茧,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五大“老鼠仓”模式。
  随着监管方式日渐成熟,各类违法者不断闯入公众视野,涉及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士也越来越多。不少业内人士称,只要制度有漏洞,面对高额收益和相对低廉的违法成本,依然有各类金融从业者“前仆后继”。
  记者梳理近年曝光的案例发现,各类“老鼠仓”案件不仅牵连当事人的配偶、父母等亲人,还涉及他们的朋友圈、校友圈、生意圈等各类圈子。
  方法一:
  手握重金获取先机

  手握重金的资产管理人一直是资本市场瞩目的焦点,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身兼资金和信息双重优势,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发市场的猜测和跟风。
  资产管理人便是“老鼠仓”的高发地带,部分资产管理人一边指挥旗下巨资挥斥方遒,一边察市场之先机让私人账户提前精准踩点。
  深圳某私募基金经理告诉记者,在”老鼠仓”的运作模式中,最常见的是投资经理以配偶、父母等亲人、朋友或第三人账户,先于或同步于自己所管理的基金建仓时点买入个股。
  中国内地证券市场首个被查出的“老鼠仓”就是如此。2007年5月,上投摩根基金经理唐建以其父亲和第三人账户,先于基金建仓前买入新疆众和,获利逾150万元。最终,唐建被公司辞退、取消基金从业资格、遭终身市场禁入,同时被没收“老鼠仓”获利并罚款50万元。
  大多被曝光“老鼠仓”的投资经理人与唐建案的操作手法相似,包括南方基金原基金经理王黎敏、融通基金原基金经理张野、国海富兰克林原基金经理黄林,以及近年来引起高度关注的李旭利案等。
  业内人士承认,基金内幕交易和关联交易这一顽症的原动力,和基金经理接近市场,具有比常人更多的个人获利机会有关。
  这方面,券商“老鼠仓”第一案的主角、西南证券前副总裁季敏波的手法更为典型。
  2011年4月,为了让“老鼠仓”能够低位吸筹,季敏波不惜用公司自营资金进行砸盘,在当日开盘集合竞价前,向交易员下达将西南证劵所持有的44.98万股景谷林业一次性全部清出的交易指令,让景谷林业上演了开盘后瞬间跌停的壮观场面,从而引起了监管层注意。
  2012年,季敏波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3年,并处罚金60万元。
  一贯稳健的保险资金也有“老鼠仓”出没。今年以来,平安资管原投资经理张治民及国寿养老前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曾宏均被曝光涉嫌老鼠仓。
  据悉,曾宏伙同其妻刘某在外开设“王某”股票账户,操控该账户先于、同步于或稍晚于其负责管理的年金账户买入或卖出股票79只,趋同交易累计成交金额约2.97亿元。
  方法二:
  消息灵通精准潜伏

  在信息就是生产力的年代,只要提前掌握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信息,即便不能直接指挥重金进出资本市场,也能在证券市场轻易获利。
  “分析师独立董事第一案”就是利用职务的信息之便非法牟利的典型案例。两年以前,不少上市公司热衷聘请知名行业分析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杨治山便一度身兼中信证券研究部质量总监、电力行业首席分析师、漳泽电力独立董事三职。
  2011年4月中旬,得益于独立董事这一职务,正在谋求资产重组的漳泽电力主要负责人与杨治山就公司的重组方式等问题进行探讨。获知该信息后,杨治山指使李某在上海某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并借用李某账户共计买入漳泽电力股票268.25万股,买入金额约1500万元。2012年5月,证监会通报该案,杨治山被公安机关刑拘。
  在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的过程中,部分身兼信息、资金和权力优势的政府官员们也悄悄伸出了黑手,凭借或主动获取、或被动“赠送”得来的消息在股票拉升前精准潜伏。
  2007年7月4日,中山公用披露重组方案并停牌,次月复牌后公司股票价格罕见连拉14个涨停,较停牌前收盘价上涨了约2.8倍,而时任广东省中山市市长的李启红因在停牌前精准买入该股被监管层盯上。
  据调查,李启红在2007年6月获知中山公用事业集团将和中山公用科技资产重组的信息,并收到了该公司董事长谭庆中关于购买股票的“建议”,便与其丈夫、弟媳等人购买中山公用的股票,共筹集投入670多万元。
  2011年,李启红因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及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
  方法三:
  私下联合相互抬轿

  通过相互抬轿来提升基金业绩,已经是业内熟知的利益输送手法和老鼠仓构建模式。
  为争取排行榜的较好名次,同一公司的基金经理有的私下联合,互相抬轿。为了崭露头角,很多基金公司也不惜重金打造明星基金。
  深圳创卓投资经理秦国斌表示,不管是基金经理私下联合互抬轿子,还是基金找关系甚好的私募担当接盘者,目的往往是为了突出某一两只产品在特定时间的优异的业绩,为后续发行新产品做广告,以募集更多资金。
  上述私募人士透露,过去,这种操作手法一般是让“明星基金”先行潜伏在一只股票中,其他基金先后进入拉升股价,达到一定程度后明星基金先获利出局。而现在的普遍做法是,同门基金之间进行互相轮流抬轿。“某只基金先行进入,并联合券商发布报告造势,待该股票开始得到市场关注后其他基金介入。”
  利益输送也是基金抬轿的动力之一。业内人士透露称,基金管理公司与代销银行、托管银行;公募基金与各类型私募基金、上市公司之间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利益输送行为,比如:基金公司在券商股东席位频繁交易,创造佣金收入向券商股东输送利益;基金公司利用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向社保基金组合利益输送。更加恶劣的情形在于,公募基金在高位接盘私募基金炒高的个股,相关基金经理或负责人得到好处费,这就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
  “公募基金老鼠仓的存在,与当前国内公募基金的游戏规则有关。”秦国斌称,目前国内基金管理费的收取与基金业绩完全脱钩,基金公司关心的只有份额和规模,而非业绩,只要基金的份额不缩水,基金公司就能持续地收取管理费用。也恰恰是在这种毫无压力的制度中,基金经理不必担心基金资产利益受损,倒是可以利用所管理的基金仓位来为个人服务。
  一位业内人士直言,在这种模式中,公募开放式基金拉高股价,一对多理财专户借机出货的现象不少。
  2013年,原招商基金副总、专户负责人杨奕涉嫌“老鼠仓”被调查。根据证监会披露,杨奕涉嫌亲自下单或者伙同他人,买卖相关股票,涉案金额达3亿元,涉及股票40余只,利用其管理的专户违法所得一千多万。
  与公募相比,专户无仓位限制,无个股持股比例限制,灵活性更大,受法规或合同本身的限定较少,投资范围更加宽泛,这也使得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普通的公募基金。
  方法四:
  幕后黑手监守自盗

  资本市场中,拥有职务之便的金融中介机构从业人员也有伸出黑手非法获利的情形存在。
  2011年年底,时任东北证券保荐人秦宣就因“监守自盗”、利用其掌握的未公开信息大肆获利而被证监会起诉、通报。
  在2010年9月~10月推进的西南合成重组项目由东北证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秦宣则担任该项目的主办人、现场工作负责人。在工作过程中,秦宣获取了西南合成重组的内幕消息,并将该信息泄露给其朋友周某。泄密同时,他还利用“任某某”账户内幕交易买入9万股西南合成,交易金额140万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中型券商投行人士指出,作为保荐代表人,秦宣理应知道国家禁止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定,但其仍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还自己操作账户买入相关股票。一方面说明他对内幕交易的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说明国内对内幕交易违法者处理不严,使其没有敬畏之心。
  事实上,在上市公司重大重组或利好消息前,公司内部高管、员工及金融中介机构相关人员提前买入,这种现象并不偶然。
  不过,这些坐拥职务之便的人却不是总能获利。比如,ST兴业前董事长秦少秋以其控制的北孚集团炒作ST兴业重组,然而相关的江苏银洲置业集团借壳ST兴业上市失败,北孚集团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亏损208.67万元。事后该公司和秦少秋本人合计还遭受70万元的罚款。
  方法五:
  瞄准漏洞借力捞“利”

  当事人利用制度漏洞,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赚快钱也是非法获利的一种模式。前易方达债券基金经理马喜德便因此获罪。
  在2008年3月到12月期间,马喜德和同伙串通配合,涉嫌挪用银行、任职公司的35亿元资金,先后操纵200余次债券买卖,将原本应属于银行、易方达等公司的债券利益输送给了其同伙公司,共牟利4900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4900万元对运作数百亿投资的马喜德及其同伙蔡国辉来说,只是在为公司投资时“顺便”赚的零用钱。
  据了解,马喜德和同伙蔡国辉是在一次债券远期交易培训会上认识的。熟识之后,两人便达成如何赚钱共识,蔡国辉将自己注册的长沙摩根公司通过增资扩股获得了交易资格,同时将部分股权所有者变更为他的家属。自此,他们便利用债券交易规则的空子,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赚钱。而这家公司也成为他们瓜分利润的收钱利器。
  而马喜德和其团伙的具体运作分工十分明确,马喜德在北京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和专业知识,负责债券交易的指导,包括券种的选择、买卖时间,在长沙的其他人则听从其意见落实具体交易。利润方面,马喜德约占五成,其他人共占五成。
  对于钻制度空子,蔡国辉等人也作了正面回应,“长沙摩根公司虽然没有为债券交易投入自有资金,但利用了当时的交易规则,只要正确判断了债券涨跌趋势,以先交券后付钱的方式买入,以先付钱后交券的方式卖出,不需投入资金也可以买卖巨额债券实现盈利。”
  在债券市场中,万家基金前债券基金经理邹昱,以及中信证券的固定收益部前执行总经理杨辉也因涉嫌利益输送被调查。(证.券.时.报.网.张.欣.然.曾.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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